负担1000元。于是，每个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协会不得不相互协商如何分担他们的配额。

    一旦某个协会确定了它所负担的配额，它就进一步把任务向它所管辖的下一级行会分派，各个行会又进而把任务向该行会的成员公司进行分配。这种程序涉及多轮的讨价还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唯一能够确定纳税者的方法。

    “通过向工业和商业社团征税，而不是向每一个公司征税，政府把确定纳税者的任务留给了行会。这是武汉经济恢复时期的一大创造。”张薇之说。税收配额作为整体分派给行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行会如何向它的成员公司分配任务了。如果某个公司不履行纳税任务，那么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负担更多的任务。这种直接的利益冲突使得行会自动地确定出在该行业所有从事经营的公司，这种征税方法相当有效。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征收最后一次所得税时，只有135个行会的11632个公司交税，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征税运动则有179个行会的19488个公司交税。到了第三次征税运动（从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个行会的23313个公司交纳了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