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她还记得，那天从西藏路南京路口走过时，还听见沐恩堂敲响了过节的钟声，9点过后，南京路上的大多数商店照常拉开了铁门闸，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好奇地观看着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穿着布鞋的年轻战士们和前些天国民党的失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围是他们首次见到的摩天大楼和电梯。

    当年28岁的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忙从南京路走过，赶往位于延安路上的一家私营电台，她不会知道，机遇选择了她来向上海市民宣布这个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还没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家里就听到街道上声音杂沓，车轮滚滚。刚上到南京路上，她就兴奋地去找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是手里拿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理睬她这个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

    “其实我当时是上海广播乐团唯一的地下党员。”只是同团成员都还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乐学院几个同学一起组成了广播乐团，也是因为当时80多家广播里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广播乐团的6个女孩子在电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这使她们在当时的上海显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的插曲《贝加尔湖》，现在已经88岁的她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唱了起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

    那电影是讲一个苏联大学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选择了在西伯利亚地区教音乐的故事，“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印象，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在当时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她们在电台里唱完这首歌，就有很多听众写信来，要求她们反复教唱，“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贝加尔湖，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就是这首歌”。

    1949年3月，陈炜接到党的任务，一定要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一时间把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广播出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钱乃立一直还在筹划，怎么才能顺利播放这几个告示，没想到，25号那天很顺利”。她还记得，那年雨水特别多，当时上海的排水系统还不够完善，“很多时间，我们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来，赤脚进行广播”。那时候有个名主持叫白荷，告诉大家这群姑娘是冒雨而来，赤脚在为大家唱歌，听众们很感动。

    那天，穿过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电台，才发现电台已经被人民保安队管辖了，这些队员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学徒和店员，“他们年龄轻，从十三四岁就到上海来学做练习生，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党在南京路的学徒中发展了很多党员”。

    没怎么审查，陈炜就顺利地站到了关键的位置上，当时上海电台只有一名姓杨的副总在主持工作。“大概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我们就去了小播音间，我拿着两个布告，对着话筒非常非常兴奋地说：上海的市民们、朋友们、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进入上海了，上海已经解放了。”

    “这时广播乐团的人也来了，我们当初也收听延安电台的播音，他们也教歌，我们跟着学唱过《东方红》，这时候我们一起唱起来。”许多年后，陈炜的普通话还是清脆悦耳，可以想象当年她播音的样子。

    没多久，她们就接到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东方红》，他们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听了布告，我们很激动，我们一定安静地在家里等待解放，不去扰乱。”

    结束了广播的陈炜走出电台，才发现南京路已经陷入了空间的拥挤中，尽管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可是，这些旧警察已经没有了威风，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