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

    舞厅越来越少，南京路上的闲杂人员也越来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负责对付游民和妓女问题，他们成立了几个建筑大队，专门收纳以往南京路街头的乞讨者和流氓，还把一些人送到周围省份去垦荒，而且，人民政府还专门拨款18万给妓女治疗性病。

    王柏荫他们现在进出不再乘坐包车，不过他们有了另外的满足，他们是国家干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还可以经常表演给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他家的墙上现在还挂了陈云写给他的一幅字，称赞他的书艺。

    唐薇红发现自己逐渐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阶段，她才重新在苏联专家俱乐部找到了舞厅，她和俱乐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后我们唯一有机会穿晚礼服的场合，解放后我渐渐把那些金色、银色的旗袍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又翻了出来。俱乐部很严格，女宾穿裤装都不能进去”。

    她还记得跳完舞后，和苏联专家们去南京路上的“凯司令”吃夜宵，当时吃西餐的地方也在减少中，“结果有便衣跟上了我们，后来看我们是良家妇女才不跟踪了。”不过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规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镶大滚，只镶一道细边了事”。

    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