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型市政工程。“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这在1950年前后的北方城市已经奉行多时，这个背景下，各个地方城市都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省委机关大楼的建设几次提上议案都被推延，最后在反复确定预算后才动工，广东省委和它的前身华南分局机关，原先一直在小岛以西的一群平房办公。欧初回忆说：“后来随着行政人员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决定建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为了将建筑成本压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陶铸带我与工程设计人员多次实地开会讨论，决定楼顶不用琉璃瓦，每层楼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楼一至四楼地面只用水泥批荡而不铺瓷砖，五楼是常委会议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砖，压缩预算才达到了目标。”“大楼建成后，其实还是很紧张，这里容纳了当时广东省委几乎全部机关。我们几个正副秘书长，与其他干部一样，五六个人共挤一间办公室，五楼则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决策场所。陶铸曾说，上到省委大楼五楼，‘厅长厅长，只听不讲’，批评厅长们到此通常只听传达，很少发言。”

    相比之下，为了让城市尽快从战争结束的过渡状态中走出来，广州地方干部更乐于也有动力把钱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公园上，以体现一个新城市的新气象。“广州解放前城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朱光上任后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项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观搞上去。”李祯荪回忆说，“广州1950年开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广州市6万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这个用以改善珠江生态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费了广州政府很大一笔支出，要知道，当时的财政并不丰裕。”朱光的另一项举措，是针对广州每天产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祯荪说，“在主张修建越秀山体育场之后，他还主持市政部门投了100万搞了一个有机肥料厂，希望利用一种新技术，把生活垃圾变成肥料，但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工程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个难产的市政项目最终因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来，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蒲向民说，1954年中央公开批评广州新建的30万平方米的工程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于是，代表中央的广东省书记陶铸在当年就宣布两年内广州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以及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陶铸在一次省委的会上也点了朱光的名，说他是个‘小资产阶级领导’。”李祯荪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