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2年开始，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得新任省委书记陶铸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各市县更易做出统一指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