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人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祟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如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直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方今洋人因团党杀了教十，联合起兵，正在围攻天津，我们本是利用团党的人，已如骑虎难下，这时若只靠朝廷号令，设一旦朝廷要与洋人讲和，我们如何是好？不如自己拿定主意，就即发谕旨，给各督抚遵守便是。”刚毅道：“王爷殿下此言更为有理。因朝廷政权全在军机，门下与王爷又同是掌理军机的人，尽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