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汪大燮道：“我何尝不知此理，但自念国势力弱，一经决裂，必须言战，实无可以抵御之法。”各代表员道：外国只系商人谋办此路，他政府未必为之兴师。且他自背约，公法上实说不去。”汪大燮道：“到今日的地位，看我们中国的光景，那里说得公法。”

    各代表员至此，见汪大燮苦苦以战事恐吓，即道：“大人处所言，非我们所敢参议。战和两字，自有政府裁度。我们代表，只为路事而来，所有权限，只能与闻废去草约，余外皆非我等权限所及。此说方才早已言明，若大人见谅，自是好事，倘若不能，我们惟有回省照复，不必更说其他。”汪大燮此时，觉不能再说下去，即道：“不过彼此参酌，并无别的。诸位不必便回，待我把诸位宗旨及所有权限，向袁尚书细述，然后再商便合。”

    各代表便即辞出。回至寓里，暗忖：“今日听得汪大燮言论，全是把持。只把外交烦难来推倭，又只把战事来恐吓。看将来，一切什么归外人所办，及什么借款自办，统通只是汪大燮把持。若汪大燮不去，此事终没了期。”立即把相见问答情形，寄复本省。至此苏浙人士皆嫉汪大燮，以为袁世凯的主意，只系汪大燮一人播弄。故又纷纷电致北京政府里头，力斥汪大燮之非，并申明代表员到京的权限。又攻击汪大燮误国媚外，速宜治罪等语，弄得汪大燮手足无措。随后各代表员以此事终难转圜，因汪大燮并不言及可以自办的话，屈计十天期限已满，只得函告外部，要如期回省，即附轮南返。

    那汪大燮老羞成怒，转向袁世凯面前，说许多苏浙人的坏话，反令袁世凯愤怒。因误国媚外这一句话，汪大燮也指是苏浙人谩骂袁世凯的，那袁世凯安得不怒？因此不免坚持借款自办一议。后来毕竟民气难抗，英人又肯顺些情，把此件交涉放下了。朝廷又知汪大燮为国民仇视，即把汪大燮离开外部，派为出使英国考查宪政大臣，使离开北京。所以当时苏浙的人，又不免多集怨于袁世凯。这都是后话，倒不必细表。

    单表袁世凯自任外部尚书军机大臣，最后一年，正是光绪三十四年。那时光绪帝日在病乡，到了初冬时候，病势更重，也聘过几个御医请脉，终不见有点起色。偏又事有凑巧，到那时清太后又染了一病，颇觉沉重，也到颐和园养病去了。那时两宫既病，故十月内一连十数天也没有视朝。

    偏到十月二十一那一天，光绪帝竟一病不起。当时宫中不免纷乱，因光绪帝登位之时，论起昭穆，本有些不合，因同治帝殁时，也没有储君，就以光绪帝人嗣，不过仿兄终弟及之制。

    故当时就有人议论，以为同治帝没时，应立同治帝的侄子方为合法，今仿兄终弟及之理，与当朝家法不合。不过太后以若立同治弟的侄子，就须立恭亲王的孙儿，怕恭王当权，实于自己不便，是以改立光绪帝。这样，全是当时太后的私意，为自己执权起见。又因故立光绪帝之时，先把同治帝的死事隐住了，早令恭王查勘万年吉地，使他先离了京城，然后令直督李鸿章带兵镇住北京，方才将光绪帝登位的。有这个形迹，益令人思疑。是以当时大臣，纷纷入奏。

    更有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递了一本奏折，即行自尽，这样唤做尸谏。他折内的大意，以为光绪不应登位，将来必成个争立之祸；虽太后谕旨中，有说明待光绪帝生有太子，然后入继同治这等语。但若光绪帝一旦无子，将来必纷纷争讼，故请当时太后不宜一误再误，当先立那一人为同治承继的，待光绪身后，即行即位，以免争端。果然被他说中了，到光绪帝于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那天殁时，竟然无子。

    清太后忆起吴可读一奏，又因那时恭王一派人甚盛，容易争立，故清太后一意要立光绪帝的侄子，总须一人入宫坐镇才好。猛想起当时朝中，惟袁世凯一人，最有机变，就令人官护卫。正是：嗣位既思扶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