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夏国相留郭壮谋吴元祚共守萍乡，自行退兵，回醴陵而去。战将谭洪向国相问道：“相国既回醴陵，复留二将扼守萍乡，此何故也？”夏国相道：“我若全军俱退，彼将乘势直捣湖南。用军之道，全在一鼓作气而已，因失算而中道折回，军心即馁，焉能再战？我若全军俱败，必湖南震动，大势将为瓦解。吾之必留二将以扼守萍乡，即为此故。”谭洪又道：“如相国所言，是相国以全军在江西且不能一战，独留郭、吴二将，又焉能拒敌？得毋陷郭、吴二将于危地乎？然则相国谓将有计以破董卫国，又何故也？”夏国相又道：“吾之失算者，在不知撤回高大节耳。吾以为大节能军，且在战胜之后，军声既振，当可前进。且大节持重历练，必待吾军到时再商行止。俟吾先撤耿王之兵，使改道沿浙江而进，吾却直趋鄱阳湖，而以大节直出九江，共分三路，渡长江以窥金陵、准阳。彼敌将杨捷虽扼守长江一带，必然顾此失彼。岳乐如惊弓之鸟，亦断不能济事，吾故为此计耳。今韩大任轻出，杨捷固不难邀而破之，而岳乐又得董卫国一军以为之助，诚非我所及料。今则非再用高大节不可也。岳乐轻进而无复远图，若郭、吴二将能死守萍乡，使敌将不能轻入湖南，吾调高大节入江西以断岳乐之后，则敌军必退矣。”

    言已，又道：“高大节一战，敌人胆落。若再入江西，彼仍以我为诱敌。且大节乘胜，军心必奋，故可用也。”谭洪听罢，无语。夏国相即将高大节被诬及韩大任轻敌妄进各情，咨报长沙胡国柱，又请任用高大节再带兵入江西。

    又语胡国柱道：“马宝既拥重兵，应急图进取，只被清将蔡毓荣扼阻，不能大进，宜益兵助之，以图大举。若旷日持久，非我国福也。”胡国柱至是乃知为韩大任所误。

    原来胡国柱本有才略，惟是三桂招为驸马，执掌大权，意颇自满。虽回镇长沙，只有调兵檄将，与清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大不相同。故虽闻夏国相之言，只催动马宝进兵，并不肯自往岳州前敌。时马宝与蔡毓荣势均力敌，大小数十战，只有胜负，终未能再取寸土。马宝亦屡催胡国柱前来助战，奈胡国柱终不肯自出，只派员带兵相助而已。但胡国柱虽因贵而骄，惟素崇拜马宝、夏国相二人，故闻夏国相之言，自愧无以对高大节，乃欲再令高大节往代韩大任，即撤韩大任回湘，以治其罔上争权、贻误军情之罪。乃即请高大节至帐中，直说道：“今接夏丞相来书，具知将军冤抑。大任竖子误国非轻，某悔之晚矣，他日当治其罪，为将军泄愤也。今欲再劳将军往代大任，代统其众，以图进取，愿将军毋以前事为念。”高大节道：“弟受国厚恩，方图死报。得驸马明白，于愿已足，今以驸马所委任，何敢多辞？但闻韩大任已出九江，将渡江北向，恐弟到时，已全军皆溃矣。以大任勇虽有余，实非将才足为杨捷之敌手。则某此时，又焉能代统其众乎？”胡国柱道：“然则将军之意，如何乃可？”高大节道：“夏丞相之意，欲某带兵重入江西，以壮声援，此处相离不远，或犹可及。以韩大任之胜负虽非可知，惟未尝不能稍资臂助也。”胡国柱又道：“将军之言诚是。吾今拟拨精兵二万，令将军疾行，将军当相机行事，力顾大局，慎毋以前嫌介意也。”高大节笑道：“驸马得毋尚疑大节乎？某蒙委任，断不敢有负大德。”遂领了精兵二万人，星驰电卷，疾进江西而去。

    且说董卫国自进了南昌，即派兵入萍乡，欲向湖南而进。探得萍乡尚有周兵驻扎，欲候岳乐到时方敢进战。乃与部下计议，幕府来则安道：“夏国相老于戎行，今未见敌形，先自急退，其中恐有诈也。”董卫国道：“某亦虑此。彼全军在江西，何至畏敌？且虽然退兵，又不尽退，尚留大兵扼萍乡要道，亦属可疑。国相有谋，断不留兵故立险地。吾之不敢遽进，正为此耳。况吾军初到南昌，自离京以后昼夜奔弛，三军尚在喘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