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把温州的恶劣交通条件形容得淋漓尽致。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州前往大都市上海，需要乘坐三天三夜的轮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交通提速，也依然需要一天一夜。温州与上海的距离也象征着温州经济与发达之间的距离。

    作为海滨城市，历史上的温州，曾有过一段不瘟不火的时期。

    其南部的泉州、其北部的宁波，成名于大唐盛世，纷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宋朝时期，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宁波也位列对外贸易的港口重镇，其辉煌不可一世。

    位居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同样，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温州也有着对外海上交往的任务，但在宁波、泉州、扬州等的比较之下，始终平淡无奇，乏善可陈。

    明清时，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也因地利而日益繁荣，而由于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温州终究未能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并不出众的地理位置，温州无计可施，始终与发达的对外海上贸易无缘。

    先天“资质”的浅薄，似乎注定了温州的落后。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70年代，贫穷和饥荒依然困扰着温州。“平阳讨饭，文城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流传甚广。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有8个县，其中苍南、平阳、文城、泰顺、永嘉的居民都有“忙时种地，闲时讨饭”的习惯。

    据记载：“1978年的温州，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如此无以复加的贫穷困苦之下，是一个个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家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层出不穷。

    据传，温州一带姓南的人家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

    1976年，温州柳市上园村，一个姓南的补鞋匠，有个长子叫南存辉。

    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

    一天，补鞋匠外出发生意外，腿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吩咐需要休养一两年。这家女主人向来身子孱弱，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陷入焦虑。于是，补鞋匠把长子南存辉叫到跟前，手把手传授他补鞋技术。无需多言，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离初中毕业只有十来天，生活的压力迫使少年南存辉辍学，成为一名小手工业者。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