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面对“红绳”，我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观察、琢磨，最后基本认定是心态。

    “心态”，这东西不是表格，不是图画，怎么量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然而香港的记者则不同，在他们眼里，从事媒体传播，那只不过是社会种种职业当中的一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假使有，至少不高。这一比就出了反差。

    可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到香港，我还没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于是只有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自忖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不到三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伟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里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满身药水，可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的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简直让我害怕，当然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对香港的大佬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却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