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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记者“异同”何在?
    同样面对“红绳”,我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断观察、琢磨,最后基本认定是心态。

    “心态”,这东西不是表格,不是图画,怎么量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内地记者使命神圣,肩负重任,香港记者则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而从内里来说,内地的记者一旦成为“无冕之王”,心里总好像觉得比别人高出了一头,眼前的世界也顿时成了手下的一块小菜板;然而香港的记者则不同,在他们眼里,从事媒体传播,那只不过是社会种种职业当中的一种,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假使有,至少不高。这一比就出了反差。

    可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到香港,我还没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于是只有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的原因,自忖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不到三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伟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也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里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的满身药水,可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的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简直让我害怕,当然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对香港的大佬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却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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