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2006年冬天我在北京，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日子，中午11点半，我去单位，坐47路公共汽车（从海淀开往西客站），车堵在“豁口”十字路口北侧，27分钟了竟然没有冲过一个红绿灯。当时我再次感叹北京的道路现在怎么堵得连让巴士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豁口”立交桥南北两侧的行车道规划得不尽合理肯定是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红绿灯儿健在、交通警健在，怎么也不至于大中午地就把路堵得个水泄不通？然后仔细观察，明白另外一个原因更致命，这就是“司机急了谁也不让谁”！

    我赶上的那位47路公车司机若论脑筋、手脚，都不算潮，他该直行，但是看到前面要左转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见缝儿就钻，一有空儿就硬插到了他的前边，司机忍无可忍便开始大骂：“？菖你大爷的，这还有路吗？还他妈往里切呢！”不到十分钟，我听到他嘴里已经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几乎都？菖了个遍，但是车子还是不动。被逼无奈，这位司机大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年头，谁管谁呀，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一松油门先杀进了左转弯的导流区。结果到了红绿灯前他不能再左转了，必须得按公共汽车规定的线路来行驶了，可是此时再想回直行线，哪里回得去？后面左转的车辆好不容易盼到了绿灯，有他挡着，干着急也过不去，于是整个十字路就拧成了越来越大的一片疙瘩，汽车喇叭吼声四起，一群叫驴，看谁嗓门高、时间长。乘客呢？很多人挤在车上，坐也没处坐，站也站不舒服，当然觉得堵车备受煎熬。

    内地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从小一直受苦，中年才开始享福，所有曾经拥有的梦想，诸如开车、买房，后半生都得以实现，人是好不容易才撇开了自行车，成了“有车一族”，但是我到了香港，以后再回北京，反倒坐起了公交巴士，这种“变化”观念的改变肯定是一个原因，当中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这就是香港的巴士和北京的巴士条件不同，因此坐公车的概念也就不一样——

    在香港，人坐上巴士，一般车上都有座儿，不需要长时间地站立。车里车外到处都很干净。夏天、冬天也都有空调。这样尽管路面上不时塞车，反正大家各自有座儿，“小环境”起码还说得过去，烦恼也就消减了许多。然而2006年我在北京坐巴士，平心而论，尽管这几年我发现北京的巴士数量其实还是在不断地增加，700路、800路、900多路都仿佛一下子涌到了马路上，但是北京人坐公车还是要发愁，为什么？不舒服，难受。忽然有一天我被堵在路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唉，北京的公共汽车为什么不能像香港那样，把巴士都建成双层的，这样不是就可以把运力轻松地提高上一倍？”不过正这么想着，眼前经过了一座桥，一座过街天桥，我一看，哦，傻眼了，桥不够高，司机开上“双巴”，一过桥，个个得砍脑壳。

    北京市长王岐山要向香港道路交通该学习的地方，照我看可多了去了，20年能不能学得下来都难说——

    首先香港的城市交通是立体的，高架桥、双层路，单行线、回转线，设计得尽可能科学合理，这是其一；其二，管理严格，有法必依；其三，香港的司机绝大部分都会照章行驶，没有司机一急眼了就乱来。这样“硬”和“软”的两种建设就共同梳理着香港本来要比北京狭窄、拥挤得多的条条路面。比如很多马路上不值得建置红绿灯的路口或机关、学校的门口，那里也有和北京一样，划出了很多带黄色？菖？菖的禁停区，每次车辆行驶到这样的地方，香港的司机绝不会因为前面的车子已经开不动了就呼啦一下子骑上去，“能往前蹭一尺是一尺”，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换到了北京，哼，只要没有警察看着，“黄色的？菖？菖”有屁用？

    好几次我在香港最“堵车”的时候坐出租都和司机聊天，有一天一位司机师傅说的好：“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