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时间”？

    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几个月后。

    “被告”当场就哭了。“大状”的助手律师因为也是女人，到底还有点同情心，也忍不住当着我们一群内地人开始“控诉”香港法院的种种“糟糕”：“嗨，你们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乱，法官一天可以约来4个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个，你们看今天就占去了一个上午，我们今天还是第一个，后面还有案子在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个法制社会，香港法律神圣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但是谁来制约法官？

    “开庭的时间是法官自己订的，现在说不审就不审了？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我以为面对一群人的质问，“大状”和他的助手律师一样会很尴尬，会用好言好语安慰“被告”。但是“大状”没有，一点悲悯之情也看不出，因为他一关上法庭的门，看到已经在流泪了的“被告”，竟然问：“唉，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认为另外开庭对“被告”未必是件坏事情，接着就讲：“不要在这个法官的庭上开庭可能更好，因为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我听了他的话简直莫名其妙，插嘴问他“此话怎讲”？为什么说“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大状”解释：“这个法官判的案子有罪的纪录多，下一个法官判无罪的纪录多。”我愿意理解“大状”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水平过低或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用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但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坏”，为什么不事前做做工作避开本案在今天开庭？如果说不能挑选，同样的逻辑，“大状”又怎么会预知下一次开庭一定会赶上“一个好的法官”？

    在香港，律师的资质不同，代理辩护的要价、收费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被告所请的“大状”具有什么样的资格，但听朋友讲这位“大状”看得出很有水平，他坚持两位被告虽然触犯了香港的法律，但是“不知者不为罪”，因此胜诉的把握比较大（不然第一次开庭就让被告认罪了）。但是这位“大状”每次约见被告“谈话”，收费可是不菲，一小时高达6000元港币，他的助手一小时3500，每次“谈话”，一小时的时间哪里打得住？一次开庭的代理费是18000，即使这一次“庭”只开了一个头，“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又一笔费用也是不能少——半分都不能少！

    由于反复考虑名声以及财产更大数目的损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议等待下次开庭。接着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师领着移步到1号法庭，在这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简单截说，1号法庭比2号的更大，和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更像，但是这里的气氛非常“混乱”（这样形容如果有一点贬义，我可以换成“忙乱”），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被带进法庭，悄悄地在旁听席上坐下，上一个案子还没有审完，身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法庭之上，好几种声音像排球场上的一传手和二传，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没有一点空闲。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国籍，我们进来之前，法官（不是中国人，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大爷）正在审理一宗马来西亚女人的盗窃案，“起诉书”用英语进行，翻译把英语先翻成广东话，再由广东话翻译成马来语，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同声翻译，没有间断。

    好不容易，马来西亚的女案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我们以为下面该轮到接受我们的“申请”了，谁知道另一个外国人其实还排在我们的前面，于是不同的语言又开始一传二、二传三，同声翻译，此起彼伏；等到这个人也当堂认罪了，再一位男人还排在我们前头，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诉与一位16岁的女孩在？菖时？菖地发生了性关系，“起诉书”被法庭的一个年轻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