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块地方，让他卖领带，只能和大爷、大妈说实话，说卖不出去多少条领带，第二天我一家老小就没米下锅；后来为了能让当时有名气的大商家看上他的手工产品，大佬们在船上聊天、打牌，他就在一旁看茶、递烟……

    今天香港真正的“大款”，没有一个创业时身后不留下了一连串的坎坷与心酸，然而人们从苦难中爬出来，有的视财如命，吝啬小气，有人却不忘点恩，体恤天下。香港富人属于后者的居多，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内地的情况相比，内地改革开放也有近30年的历史，一批又一批的富人挺圆了肚子、开上了好车、住进了豪宅，但是每遇水火天灾，香港的富人一个个慷慨解囊，内地的“大肚子”们却一个个早就不见肥胖的身影。

    1972年以后曾宪梓的“金利来”随着一声广告“男人的世界”在香港家喻户晓，财富也开始向他悄悄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他十年前离开罗湖，转身面北，向上苍发出的那句“铁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报祖国，就开始兑现：

    1978年，不管生意是不是从此即开始稳如泰山，不经风浪，按照他自己给自己做出的规定：每年必须拿出一定数额的钱来支援家乡建设、捐助内地教育。从那时候开始，曾先生直到今天，从来也没有哪一年、哪一次“说了话不算数”。

    为什么曾先生艰苦创业、发家致富总让人感到动力好像并不全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一家老小的好日子？采访时曾先生听到我这样置疑，高兴极了，他说：“你这样提问，真是问到了我的心里去了。一个人富裕了不是我全部人生的幸福追求，我一家人有饭吃、有衣穿，有车子、有房子，但是当我看到我的乡亲，他们的年龄和我一般大，每次回家我都会看到他们依然还在田里务农，我就揪心。当年如果没有人帮助我想法子把学上完，读了书，有了知识，我今天怕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所以到香港当我有了一点积蓄后，我一定要帮人，特别是要回报有恩于我的家乡和祖国……”

    离开曾先生，一连几日我都在心里默想：曾宪梓不像我小时候印象里的那些有钱人，人一变富，心就变色。大部分香港富人看到别人处于贫弱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是用什么力量加以教育、感化的呢？如果善心不是可以被什么力量召唤，必须经由自己的经历萌芽、建立，那么我就找到了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香港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靠自己当年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从贫困中一步一步摆脱了窘迫，这里没有人“一夜暴富”，更没有人因为享受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或者捞到了诸如“体制的变更”等等意想不到的“好处”而“浑水摸鱼”，“巧夺天工”，所以他们懂得“不忘点恩，体恤天下”。

    毕竟，痴情奉献不是施舍，更不是爱好，而是一个知恩图报者心底扯不断、流不尽的一管鲜血、一脉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