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小贩，这几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特首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说普通话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讲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月5日，为了纪念CEPA（《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济合作的安排》，简称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很可能就是特首的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说香港的优势，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一词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不说，光是不得不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62岁），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