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这一说又要把时间推回到一百多年前，香港一座完全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建造的大厦——“最高法院”在中环开工，1912年启用，这就是如今依然耸立在“皇后像广场”与“渣打花园”中间的“香港立法会”大楼。这座大楼从外观上看并不高，四周均以“爱奥尼亚式”的一圈巨形石柱紧紧环抱，楼顶矗立着一位希腊女神“泰美思”的神像——女神被人蒙着双眼，左手持剑、右手持天平，以此来表示法律精神的公正严明，不偏不倚。

    香港社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最高权力最终归属只有一个机构，这就是香港立法会。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

    一，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二，审核、通过财政预算；

    三，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

    四，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

    五，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几项职能，其中包括有权“传召有关人士出席作证和提供证据”，以及“提出对特首的弹劾案”，让人看了笃定条条都会心生畏忌——

    单从“法文”上看，香港立法会在香港无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我知道，无论哪一种力量在香港具多么巨大的支配作用，人们在考虑和驾驭香港的未来命运时都不能不顾及中央政府的意志，更不能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闻不问，不过生活在香港，总要去亲耳聆听几番立法会的正式会议，看看这颗“心脏”究竟在怎样跳动——

    2006年8月2日，我选择了一个很敏感的议题——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走进了立法会。头一天，我先打了电话表示申请，这种“申请”实际上不需要等待审核批准，主要是预订旁听席位。香港立法会每次开会，任何人，只要身份合法，都可以进来旁听，“先到先入，额满为止”，会议内容也都从来公开。

    来到立法会，一开始，我还有一个瞬间想到了这就如同我正要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是推开门进去，首先，我发现没有警卫，其次发现不需要通过任何安检，工作人员只是指引着我去媒体接待处做一个简单的登记，也不限制我随身携带的书包。

    立法会议事大厅，过去从电视画面上看好像挺大的，但是人真的走到了里面，我眼前的“大厅”并不大，会场内的议员座椅成“品”字形摆放，最多也不超过一百个席位，只是高，挑空穿透了三层楼，气氛足够凝重，白色的穹顶甚至有点像外国的教堂或者宫殿，三盏铜制的大吊灯横向排列，一方面提供着照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大厅庄严、密闭、深邃，与世隔绝、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独立意味。

    《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由香港政府提出，在香港，这件事之所以非常敏感，原因之一就是香港作为一个法制社会，即使是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如果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文许可，也不能随便监听公民甚至其他任何“可疑人”的通讯，因此草案能否顺利通过，直接牵涉到香港社会的安危，同时按照习惯，香港立法会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夏季休会期，《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需要在8月8日，也就是终审法院颁发“违宪令”之前获得通过，否则就会出现法律真空。

    第一天立法会审议《草案》，开始现场的气氛还比较平和，由于“议事大厅”被挑空，旁听席都设在三楼，我的眼睛要观察会场必须一直往下欠着身。议员们发言不是粤语就是英文，听着很费劲。关键是会场半天都没有火药味儿，更看不到坚持不同意见的议员彼此大声吼叫、拍桌子瞪眼的场面。慢慢地我就有些松懈。然而，就在我刚要松开紧紧捂着的同声翻译耳机的双手小憩片刻（不好使），战事的硝烟就渐渐弥漫了起来——首先，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