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有的时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

    还要说到2006年8月香港立法会审议《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那天的会议，我不是就在现场旁听吗？当时我的注意力几乎都被立法会对立的双方议员的表现所吸引，本来无暇他顾，但是一位记者的行踪也太大胆、太诡秘了，不由得我不分心去观察他。这位记者是香港某报业的一个摄影师，开始他还坐在我的身边，不一会儿，人不见了，钻到了“议事大厅”两侧公众和记者旁听席之间的通道，那条通道中间有几面低矮的玻璃窗，他蹲到玻璃窗后去拍照，用长焦很耐心地对准下面的会场。我不知道当时他在拍什么，但是知道香港立法会有规定记者和所有旁听人员一律不得在场内即时进行拍照或者摄影，但这个小伙子，手里端着巨型照相机，好像端着一挺机关枪，特种部队的战士一样。

    到了第二天上午，《东方日报》登出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我一看，“哇，环境、气氛再熟悉不过了，就是头一天的立法会”——照片上一位议员，坐在“议事大厅”里，没有认真听会，相反思想却已经开了小差儿，正在摆弄放在他桌面上的一部电脑。这位议员在看什么？如果没有“长焦”探查，我远远地望去，根本无法确认。但是香港的摄影师就抓住了“现行”，手里获得了“证据”，于是他的照片就有了这样的“说明”：“立法会正在紧张辩论监听草案，应耀康竟然上旅游网”。除了“照片说明”，彩照的左手边还配有一篇小文，文章虽然没有谩骂，却足够“恶心人”：《开会坠爱河——应耀康离谱》，惹得我匆匆看完，已经忍不住一阵乱笑：

    “政府为了通过监听草案，保安局全体员工取消休假，不容有失，常任秘书长应耀康前日亦跟随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在立法会坐足了一天，不知道他是对着几百项的修订案太烦，还是坐着太闷，这位‘明日之星’竟然够胆在辩论会期间，公然在会议厅上台湾旅游网，看台南高雄的旅游资料，网页大大的字写着‘高雄爱河’。右下角载有一个台湾地图，草案都未通过（当天），他的心明显已经放了假，带着一家老小飞去了旅游地……”

    我笑香港记者“猫捉老鼠”，更笑这一幕“好戏”怎么就偏偏让自己给赶上了？

    当然笑过之后，想想自己，我也是一名新闻记者，“猫捉老鼠”游戏虽说不是我的偏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已经明显地摆在了我面前的坏人坏事，我能主动揭发、曝光，勇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吗？相形之下，无意识或被动的“缺席”，这样的时候又有多少？

    以上举例仅仅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件小事很耐人寻味……

    2006年12月，总部设在法国的世界“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了当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榜的名单，其中，168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排名第58位，中国大陆仅位列第163。当然，内地的传媒和香港的传媒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可比性，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饱饭”是十几亿人的首善之事，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要服从于这个前提，而这个“前提”需要一个基本稳定的局面。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中国，有关部门一连数日对外对内封锁消息，致使一场“天灾”慢慢加染了些许“人祸”的色彩。香港社会对此非常诧异：“政府官员如果有人怕闹事，为保乌纱，习惯报喜不报忧，还可以理解，那么媒体呢？媒体当时都在干什么？！”

    香港市民不允许媒体在任何一种社会问题或矛盾当中“缺席”，忍受不了社会有一分钟时间的信息不“透明”，因此无论何事，政治、经济、民生、安全都要求媒体时时事事冲到第一现场，这种市场要求锻造了香港的记者每一个人都勇于冲锋陷阵，不会、更不必去做“避事佬”。

    长期以来，香港传媒所具有的不受人干预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