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我迷惑了，我们攻下一个类似堡垒的墙垛子后，发现没一个成人八路，死的几个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其中有个姑娘，我过去时，她刚把尖刀插入自己的胸口。就是看见我的同时，她还咬紧牙关，可脸血，双手狠命摁着刀柄……

    我当时就糊涂了，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也参加战斗？

    我正犹豫呢，墙角突然“咣”地打来一个大棒子，我被俘虏了。醒来躺在八路军的病床上，我知道自己死定了。因为，此前日军一直宣传“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会被打死”。然而令我奇怪的是，八路军不仅没有打死我，还对我特别客气，向我出示了一份优待俘虏的文件；更令我奇怪的是，行军的时候，八路军自己走路，却让我坐牛车、马车；八路军自己吃小米，却给我吃大米饭、炒鸡蛋、猪肉和青菜。我以为他们这是装的。我想过逃跑，想过自杀，我甚至，在跑不了的时候，撞墙自杀。都被八路救了。在八路军总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我碰到了同样被保护得很好的两个同胞俘虏，他们在这里第一次开始看书———日本马克思主义学家河上肇的《第二贫困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时，我有点活心，可一想，我是大和民族的，宁愿死，也不与八路为伍。于是，我还是一心想逃跑。八路军看我这样坚决，就放了我。这样，我又偷偷回到我的部队。可是，我知道，我要说自己被俘，肯定不行的。我没有说实话。

    我跟随部队又打几仗，渐渐发现不对头。我们一再说“皇军是来帮助中国的”。可我亲眼看见一个村子几乎全被烧光，一家五口惨遭杀害，活生生的事实让我浑身颤抖，充满着“被欺骗的愤怒和愧对被害者的内疚”。在“双虎山”附近，那么多村子被夷为平地，成了废墟，成了“无人区”。面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人的反抗不是天经地义的么？我联想那几个战斗的孩子，那个自杀的小姑娘，联想到八路军对我们日本俘虏的宽大政策，我突然省悟：我们才是刽子手，是在造孽呀！侵略人家的国土，抢夺人家的财富，杀害无辜的平民，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有这样“帮助”的吗？

    这时候，我一心想逃出碉堡，逃到八路那里，掉转枪口，向那些残害平民的战争狂人开枪！

    我竟然碰上了威震四方的井上小林！

    那天，当井上小林先生向我们的碉堡喊话时，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我想，一旦有机会，我一定逃出去，再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了！

    在八路军队伍里，我经历了今生今世最值得自豪的事！

    八路军首长特别照顾我们日本八路的安全。日本八路除了少部分人拿起枪奔赴前线外，其余大多数人在后方做劝降日本士兵的工作。我们要么散发传单和慰问袋，要么用电话和扩音器向同胞们喊话。

    我没有想到，自从1939年11月7日，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辽县（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镇成立，随后反战组织大举建立，遍及敌后战场。这些组织后来合并成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我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首长决定让我参加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先后有500多名日军战俘在这里学习，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人还坚决要求参加战斗。我在联盟总部工作期间，还兼任工农学校的干部。

    就是现在，我仍然保存着许多书籍、照片和中国朋友赠给我的字画。我珍藏着一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这就是日本学生在延安学习的听课笔记。

    同胞们，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可跟八路军首长甚至领袖们有过不少交往呢――在山西，我曾与朱德总司令同场打篮球，你争我夺，好不热烈；老罗（罗瑞卿）在我生病时带来了极其奇缺的奎宁针；赴延安前，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