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到宁夏银川最穷的地区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这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忍，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窝在被子里哭过后，黄怒波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他扎实肯干，又没有城里人的清高劲，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不到三个月，他就入了团。后来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知青标兵。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宁夏日报》上、电台广播里。黄怒波18岁的时候大队发展他入党，上面有异议，说他父亲的问题。大队书记急了，与那些人争了起来：把他捧成标兵的是你们，不让他入党的也是你们。最后，黄怒波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入了党。

    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上学是最好的路，毕业出来肯定是当干部。招工黄怒波不去，军区来人招篮球兵，这在当时是很好的路子了，他还是不肯去。他的野性呼啦啦地往外冒，他不想服从。“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他就像西北荒漠里的野狼，桀骜不羁，不可被驯服。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群众对他上大学没有一点意见，都心甘情愿让他走。”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在同村的知青看来，黄怒波在当地与大家关系打成一片，自己的东西都送给人家用了，和公社的领导关系也处得好。而且他很有表现欲望，有想法、有点子，不管当民兵营长还是做团委副书记，工作都做得比较好，也比别人别致，吸引眼球。“再加上当时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不保送他保送谁呢？”

    从知青开始，一向面目狰狞的命运向他露出温柔的笑。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因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害怕自己也有一天会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黄怒波说：“我不能像青蛙一样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离开）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越来越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曾被停掉。停掉期间，出版社三十多人要生存，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这些人，这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一个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但他竟然把它变成一条涓涓细流，然后变成大江大河，现在奔向大海了，成了中坤集团。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