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期投入。黄怒波当即表示，全数无偿撤出。

    2009年新疆“7.5事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新疆旅游迅速降温。中坤煞费苦心的宣传基本打了水漂。2004年至2010年，中坤在南疆投入了4亿多元，但经营惨淡，年年在赔钱。中途中坤甚至有撤资打算。“外界对中坤的非议开始增多。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名不副实、雷声大、雨点小，像一个骗子公司。‘有多大脚就穿多大鞋。’一位喀什的官员很婉转地表达了对中坤的评价，而大多数被采访的官员在谈及中坤时保持了沉默。”②

    2010年，新疆重新稳定，新疆旅游重新升温。是年，中坤在南疆首次赢利，尽管数额很小，近百万元。这被黄怒波视作一个良好的信号见《数字商业时代》报道《中坤地产偷着胖》。

    他不再被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苦难和麻烦的东西束缚。

    1990年，他在城市出版社任副社长，发现下面有人倒卖书号。有上级来查，黄怒波就开放档案让他们查。这得罪了社里的人，他们想办法来干掉他，先拉他下水，不行；就干脆上告他，反反复复来人查他。“在这种体制内生活没有人格，八分钱一个邮票就能搞得你鸡犬不宁。”黄怒波感叹。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个商业活动开幕式，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像个土匪，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委曲求全必然有所图，那我不图你什么。我不要你的项目还不行吗？你再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中宣部的背景也给他带来一些好处，至少官员不会特别为难他。现在常有官员找他做项目。“那种心思存得很深的人也不来找我的。一般找我的，也是觉得我能把他们的项目做出彩，他有政绩。”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比较懂得政策。他的政策水平始终没有踩到地雷线，保证他的企业稳定发展。他不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什么原罪感，“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的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握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保守刻板，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黄怒波觉得，我们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确实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生存的空间，但也是体制给了你空间。由于法律的滞后性，的确出现了很多违规违法的事情。因为很多规则没变，所以就有灰色地带，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创新，进行毁坏性的创新、带有某种不道德性的创新，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特点。“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还得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创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悲剧了。”

    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在政治上有一点东西，这是荣誉感还是安全感？他感到疑惑。“现在企业家拼命保护的是自己的财产权利，保护这一权利在中国不被侵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移民，他有一种恐慌心理、不安全心理。”

    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失望，有些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热衷于官场，追逐名利，没有独立的传统，新社会文明从何而建？”

    他的命运因政治运动而发生巨大变化；他在困厄里目睹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