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房地产销售。他原先在邓智仁的公司，这家公司代理过万通北京公司的万通新世界销售，潘石屹当时是万通的总经理。从1998年起，金怀南就跟着潘石屹干。

    金怀南告诉我，他们最大的一笔生意是16亿元。还有一笔是4亿元，算是比较大的单子。

    经朋友介绍，张祖邦认识了一位山西的客户，一直保持联系。2008年4月，他去山西出差的时候，在客户的办公室里谈定了SOhO北京公馆的生意，一套公寓加一个商铺，共二千六百多万。他当天晚上订了机票，带客户一同去北京签约。但是，去机场的高速公路修路，他们晚到了10分钟，飞机已经关舱门了。张祖邦立即改订下一班航班，没有了。

    他又赶紧订第二天一早的航班，打算在太原附近找酒店住下来。等他把退票、手续费等手续办完后，客户心里犯嘀咕了，觉得波折太多，打算放弃。张祖邦给他做工作，但是客户说：“因为我们做生意的人很讲究这个，这个事情波折太多，可能就不会顺利，我给你订一个机票，你回去吧。”

    张祖邦说：“你也不用给我订机票，我暂时不回去了。”2600万元的单子因为十分钟就一下没了，他一气跑到五台山上散心。

    2009年2月，潘石屹去山西搞客户联谊活动。张祖邦又邀请这位客户来，他一直和这位客户保持着联系。客户说：“是不是吃饭就得买房啊，那我就不来吃了。”他说不用。

    客户来了。潘石屹他们也带来了SOhO北京公馆的沙盘。当时已卖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一套特别好的。客户看了很满意，说周末过来，却一直没过来。张祖邦专程飞过去，到了他办公室，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第二天，客户跟着他来了北京，签了约，花了5000多万元，买了500平方米的房子。

    签完约，客户就回去了。第二次再来付款的时候，张祖邦开车拉着他在三里屯、工体西门等转了一圈。当时是晚上10点到11点，正是那一带灯红酒绿的浮华时刻。第二天早晨，客户付款的时候又买了价值三千多万元的房子，总成交额达到八千多万元。

    我采访的时候，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销售员带着一叠合同找张祖邦签字，这是一单1900万元的生意，成交一套360平方米的商铺。

    在中宇大厦23层的三里屯SOhO销售中心的大厅里，放着九张桌子，每张桌子前坐着三三两两的人，很多买家是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销售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女性，走路风风火火，高跟鞋在地面上敲打出急促的声音，五六分钟就要接一个电话。如果成交一笔1000万的生意，她们大约能赚上6万元。而这里最小的一单生意是500万元。

    在走道上，我遇到一位保洁员。她穿着绿色工装，脚上套着一双胶底鞋。她40岁出头，一个月工资到手的有1050元。她说：“我十辈子也赚不了一套房子呀。”她经常听说哪个女孩子又发了几十万的奖金。她忍不住感叹，“我为什么没有这么会赚钱的女儿呢？”

    采访完毕，我站在中宇大厦的23层落地窗前眺望。旁边是三里屯SOhO工地，装修即将接近尾声。我被1900万、8000万、4亿、16亿这些不停翻滚的数字弄得恍恍惚惚。金怀南告诉我，如果销售员年收入只有二三十万元，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在中国，二三十万元可能是一个记者能拿到的最好待遇了。

    这个社会“仇富”情绪日益炽烈。这有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等种种因素，企业家“为富不仁”的形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房地产开发商的形象尤其不好。在人们眼里，中国房市横流的金钱之海里，浮泛着无数灰色、黑色的地带。

    潘石屹母亲瘫痪后，潘诗麟想尽办法在农闲的时候挣钱。他利用下雨天，做木椅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