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当时，属于高干家庭。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外表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生活其实是相当困窘的。家里人口多，有任泉生父母以及四个孩子。任泉生夫妻两人的工资，不仅要养活家里六口人，还得接济在河南的任母兄弟等亲戚。任志强记得，他母亲总往老家寄钱，“河南省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如果不靠他们寄钱，可能我舅舅他们都死了。”即使现在他母亲已经90高龄了，仍保持着寄钱这一习惯。

    任志强小时候去照全家福，穿的都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他们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的衣服接一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就接着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饿的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是稀粥加一片窝头，中午是红薯面、高粱面的窝窝头。

    在父母被打成右派之后，家里日子更加难过了。

    回忆起母亲，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握成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人每逢吃饭，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竖起右手食指，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那一半饭量比她多。”

    在2010年5月18日的采访里，我问他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2009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他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给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孩子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跟着到处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家的桌子都贴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小时候家里没有桌子。”

    任志强说：“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