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在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这在当时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家庭离散，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以天生该如此的态度坦然接受。1968年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父母）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与他同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现是在国防大学任教的少将，他记得，他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先是坐了两天火车到陕西铜川。第三天，部队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到延安；第四天又坐卡车到延安郊区李渠，在那里大队的驴车正等着他们。行李放驴车上，人跟着走，走上三四十里路，到了冯庄公社。在冯庄歇了一夜，第二天又起来赶路去郭庄。

    在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革命圣地，好。如果天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旱涝保收，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多斤，主要农作物是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面积种细粮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成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填不饱肚子。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元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1971年的延安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水平。

    2010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四十公里，全程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居住过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洞口约两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子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是个羊圈，比这还破。

    刚下郭庄的时候，任志强想去延安宝塔山“朝圣”。他与其他知青结伴，半夜两点出发，步行60里路抵达李渠，再在李渠公路边上拦截过路车辆，搭上顺风车一路坐到延安。耗费了六七个小时之后，这群知青终于来到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他们花上三毛钱，到了宝塔山，照了相作留念，又当天返回了郭庄。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分口粮，一个人只有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郭庄的老百姓对任志强很好，觉得这个后生肯干、能吃苦，也很好学。

    郭庄没有干净的水。黄泥塘里的水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