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对政治有着敏锐的看法。赵晓航告诉我，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问任志强：“老四（任志强在同学中的绰号），你是政协委员，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提案，就是市长、局长在就职的时候，除了组织上给他发任命书以外，他是否应该在一定的公开场合做就职宣誓？”没想任志强马上就在饭桌上说：“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因此不可能向公众宣誓。”赵晓航说：“因为所谓的宣誓只是向委任他的上级宣誓，我们官员的权力表面是人民给的，但是实际却是上级给的。他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毕京京记得，在郭庄插队，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任志强告诉毕京京，农民干公家活的积极性不太高，大量的时间弄自留地去了。那时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即人头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多生一个小孩就多一份人头粮。

    不过，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的双重身份，造成了任志强学术研究上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本身是个开发商，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如果我仅仅站在开发商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政府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更多是从民众的利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从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任志强在商人与学者之间左右摇摆。黄怒波说：“我觉得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值得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曾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任志强是对市场走势判断很准的人。1998年和1999年，房产调控比较厉害的时候，他拿下北京三元桥附近华润凤凰城的土地。那次土地储备占用了很大一笔资金，有人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质疑。任志强却认为调控是暂时的，房地产将会有个很好的走势。但是，华润只保留了凤凰城一期的土地。在经营上得不到支持，至少是任志强离开华润的部分原因。后来市场形势好转后，华润又高价买回二期、三期的土地。

    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我连续两年参加了海南博鳌房地产论坛，晚上的嘉宾论坛几乎是任志强一个人的表演专场。2009年他说自己的感受是“惊弓之鸟”，2010年则劝其他房地产商“我都从了，你们也从了吧，如果不从，政府将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出台”。果然，2010年9月29日，力度更强、调控面更广的房地产政策出台，验证了任志强的判断。他的评价是：“我希望政府用市场化的手段调控，而不是坚持用非理性的、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行政手段进行恶性的干预。”

    前几年任志强坚持房价上涨论，与部分认为房价会跌的专家形成鲜明对比。早几年骂任志强的网友，现在却说“如果早点听任志强的……”但是，你很难说清楚，任志强的预判出色，是出自他对市场的敏锐嗅觉还是出自对政策的深刻洞察。正如张维迎所说的，中国企业家花费很大的才能和精力来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

    潘石屹说，从任志强的文章观点来看，他还是坚决捍卫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相信政府，相信政策。所以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研究政策，呼吁政府要来救市这个上面。在这一点上他是跟我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