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源密云基地果树大队队长代连生，是当地农民。他拥有一片李子林，十多亩地。在汇源上班之后，他仍然在种地。他一个月工资收入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十几亩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没我上班钱多。

    我：那你还种它干吗？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种。

    我：租给别人种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给谁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农民生产。

    1983年，朱新礼当东里村村主任，从村民手中集中土地，交给专业户种植葡萄。

    2003年，重庆万州新店村，汇源租赁农民土地做柑橘果园，为此村里连开30次会议，以说服农民。

    2005年，山西运城万荣县，一些果农将土地租给了种植大户，自己外出打工。但是，土地不能卖，万一我儿子找我要土地怎么办呢？

    从山东到北京再到重庆，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再到三峡腹地，汇源和中国农民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土地流转。

    “你知道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朱新礼说。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认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才是未来的路。这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2008年的“一号文件”谈到了土地进一步合理、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问题，但这些年又淡化了。

    吴敬学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性以外，还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过去城乡之间保障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除非中国建成全覆盖、无缝隙的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土地流转的顺畅。只有这个前提建立起来，才会实现大规模的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会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2011年6月，我去河北涞水县明义乡司徒村。从北京天桥车站出发，917公交车直达涞水县。县城四处大兴土木，崭新的电梯公寓拔地而起。楼盘广告的设计与北京的楼盘广告几无差别。从涞水县坐车坐上十多公里，即到了司徒村。远远看去，麦浪翻滚，一直延伸至低垂的天际线。走近一看，田地分割成长二十米、宽四五米的狭长条形，间隔地种着小麦、花生、土豆、草莓等，这些土地都分属不同的农户。有商贩来收购草莓，大的草莓两元一斤，小的草莓八毛钱一斤。这个村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左右，村民种地能解决温饱问题，要盖新房子，过上好生活，还得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

    夕阳西下，司徒村的农民骑着自行车荷锄而归。一入夜，村子就陷入了一片黑暗。在距离北京116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星光比灯光还多、还亮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