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发给她一个“综合残疾”证。后在宜宾市下渡口开了一个小饭馆，照顾着生病的母亲，也没有结婚，直到35岁那年的一个早晨，一个刚生下不久、被扔在垃圾堆的男婴激起了她做母亲的渴望。她把孩子拣回来，抱到公证处，给他取名吕鹏，要他志向高远。吕永珍把吕鹏视若命根，把他调教得人见人爱。吕永珍还写了一本又一本的《教子日记》。不过，这本日记从1997年4月16日以后变得字字血泪，不忍卒读了。在这20个月600个日子里，吕永珍用她伤残的腰，背着儿子去成都，去上海，爬了数不清的楼，无数次倒在异乡的街头。身心交瘁的吕永珍的左手四个指头又被机器绞残，饭馆的生意无力顾及，已经背上数万元债务。

    1998年12月14日，宜宾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为“三级医疗技术事故”。吕永珍不服鉴定书中对责任的认定，又于前不久向省级鉴定部门申诉，省卫生厅需要重新向宜宾方面调档，而吕永珍说，她在二医院每次出院都没有出院证明，她争取到的一个病历“是伪造的”。与此同时，吕永珍请了代理律师，本市的律师对吴霖医生取证后，吴霖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代理搁浅。吕永珍又背着儿子去省城找律师，但她已经无力交付代理费。

    有关专家说，待吕鹏疤痕软化之后，需要再做几次尿道造形手术，但也仅限于为了排尿的方便。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吕鹏将不会出现第二性征，却会出现非男非女的变异。

    这意味着，小吕鹏成了一个现代的“太监”。

    一起医疗事故，便是一场扰人心魄的噩梦，一场抱憾终身的悲剧，为此我们不能不再次奉劝有关医务人员一声：手术刀，千万不要乱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