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院要对现场实物封存保留，可华侨医院却没有保留；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尸体检验应死后48小时以内进行，医院却催促死者家属赶快为死者办后事，以致日后产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之争，无法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医院医生以“午餐费”为名主动向产妇家属索取红包总计1600元，是否有违医德；值班院长几乎一整天不在医院，是否玩忽职守……

    死者的家属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41万元怎么换得回一个有声的世界

    《河南日报》周末版报道了一起超量用药致幼儿耳聋的医疗事故。虽然最后以法院判决医院赔偿41万元告终，但再多的钱也无法给孩子换回一个有声的世界。

    1993年2月21日，一个男孩子降生在丹东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给他取名“炜毅”。5个月大时，他已经会认人，逗人笑了。他最喜欢妈妈躲在他背后拍一下巴掌，喊一声“炜毅”，他听到会很快回头找妈妈呵呵地笑个不停。1993年7月22日，炜毅拉肚子，妈妈抱着他来到他出生的丹东铁路分局丹东医院住院治疗。7月24日出院回家后，松了口气的全家却发现炜毅对“妈妈唤炜毅”的游戏已毫无反应。经铁路医院医生诊断：孩子没有其他异常，只是听力好像有问题。由于该院没有检查仪器，医生建议到丹东市二院好好检查一下。

    对于炜毅一家，1993年8月12日是黑色的一天。二院医生在对炜毅双耳以短声78分贝刺激时，双侧无反应波型，也就是说，炜毅已经耳聋。二院医护人员同情地询问孩子出现症状的前后经过，说孩子耳聋可能是使用庆大霉素过量所致。

    炜毅的妈妈汤敏是丹东铁路局塑料配件厂的工人，爸爸邹文胜是电业局的工人。为救孩子，汤敏放弃了工作，抱着炜毅四处求医。他们将所有的存款取出来，变卖了值钱的家当，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到了，一直奔波在内蒙古、大连、沈阳、长春等地。

    1995年11月6日，在北京同仁医院炜毅被诊断为124分贝双耳均无反应波型。老实巴交的父母在绝望中仰天长叹，孩子的命真该如此吗？

    转眼，炜毅已快3周岁了，除了能发出“啊啊”的声音外，什么也不会说。两年的求医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孩子的听觉、发音系统正常，这时必须对孩子进行语音训练，否则孩子不仅终生耳聋，而且会变成哑巴。

    然而，语音训练实在太昂贵了，两年来，他们几乎倾家荡产，哪还有钱给炜毅进行语音训练？孩子的姥姥这时站了出来：“铁路医院应该对孩子负全责！”

    炜毅的姥姥刘雅君是丹东棉织一厂工人，她在不幸的外孙身上投入的爱，超过了她当年对自己的儿女。她不仅拿出全部的积蓄为炜毅治病，而且还一次次陪伴炜毅母子奔波在陌生而遥远的求医路上。

    初次与铁路医院交涉，院方答复可以外出治疗并给报销医疗费。但仅仅一个月，铁路医院却作出内部鉴定意见：此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此后再没有报销炜毅的医疗费。

    炜毅在北京聋儿康复研究中心进行听力语言康复治疗一个月，就能结结巴巴地从1数到10。全家第一次看到了希望，有了笑意。然而，铁路医院的拒付医疗费使炜毅再度陷入绝境。不得已，炜毅一家先是上访到丹东铁路分局卫生处，然后一级级地上访到铁道部有关部门，以求公正。

    1997年8月，终于盼来了丹东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书：邹炜毅双耳完全性、感音、神经性耳聋；药物（庆大霉素）中毒性耳聋；继续进行语音训练；定为二级乙等医疗技术事故。然而，当他们拿着鉴定书找到铁路医院时，院方根本不予理睬。1997年10月，铁路医院委托辽宁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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