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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和刘俊平在一起的亲人只有丈夫冯亮，因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冯亮离开了家。他父亲在呼和浩特找到了他，发现儿子已经完全变了，整天喝酒，说话的时候又哭又笑。他对父亲说，他无法再在临河那个熟悉的环境中生活。

    死者马占林的长子马成说，1月26日上午，家人看到父亲被搁在长条凳上，胸前的衣服被撩开，全部堆在脖子里。大夫成爱光看上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依旧忙着抓药、收款。面对死者家属的询问，成爱光竟轻松地甩出一句话：“大不了给你们赔偿。”

    1996年9月27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早在7月，刘东明就曾带着妻子到医院用B超作过胎位检查，结论是：“双胞胎，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一切正常。”刘东明喜出望外，但听人说生这双胞胎，医院要收几千元的费用，此时他又一筹莫展，这钱从哪来？那天他路过“健民”诊所，见一位年近60岁的女大夫坐诊，便上去咨询：“你这能接生双胞胎吗？”

    “母亲安全”，不仅是中国人的一个揪心的话题，也是全世界关注的难题。早在198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母亲安全研讨会上，就提出了“母亲安全”的倡议，立即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1990年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提出到2000年孕产妇死亡率要下降一半的目标，190多个国家首脑签字，作出了庄严的承诺。1991年3月18日，当时的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承诺到2000年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在现有基础上降低一半，所有孕产妇都能得到孕期保健。目前，各国政府对母亲安全问题都给予了程度不同的重视，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

    毫州市华佗镇邢阁行政村的张殿堂未经批准擅自在家里办了一个“骨科医院”，号称“张接骨”，在当地非法行医。

    擅自行医误人性命

    名为“诊所”，实为张玛丽的家，内间摆有床铺家具，外间在西堵墙摆着一个医药用柜，两张单人床，用以给病人检查治疗。无需消毒，洗个手，连手套和口罩都没戴，这就进入手术临床状态了。

    事故的过程是这样的：1998年1月23日上午11点，崔学坤收了300元手术费后，将刘俊平带入手术室，七八分钟后出来。冯亮问妻子：“怎么这么快？”刘回答：“没怎么检查。”一直等到晚上10点，刘俊平被移到另一间病房住院，崔学坤说明天手术。第二天上午8点30分，刘俊平走进手术室，9点钟刘俊平走出手术室到病床上休息。冯亮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刘俊平喝了几口。这时冯亮的呼机响了，是单位通知开会。冯亮说，开完会我来接你。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虽然讲究“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但接生一直没有被纳入医疗的范畴，而由接生婆来担任这一重任。年长一点的人都一定记得，过去生孩子，与母鸡生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许多人把这当作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事。条件好的还请一个接生婆来帮帮忙，而穷苦人家则大多是婆婆给媳妇接生，姐姐给妹妹助产，更有人干脆自己一口咬断脐带。即使接生婆接生，方法也是那样原始：将孩子七拉八扯拽下来后，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剪断脐带，然后用一根污秽不堪的布条进行结扎……解放前，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农村地区甚至达到50%，以至中国的妇女把生育当作闯鬼门关，闯得过是命大，闯不过是天意。

    刘俊平是在和她相恋五年的丈夫度蜜月回来后不久离去的。她的公公告诉记者，刘俊平真的太善良了——这也是这么长时间大家总忍不住想她的原因。

    改革的大潮复苏了中国人的商品意识，也撩拨起了一部分人的贪婪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