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园门口，看见侍卫们在那里闲谈，一个道：“老玉，咱们那哈东头，开了座羊肉铺子，好齐整的馅子！咱们明儿在那里闹一壶吧。”那个叼着小烟袋，一声不言语，这个就说：“你放心啊，不吃你的。”

    那人方才把小烟袋攥在手里，在牙齿缝里迸出一口唾沫，吐在地下，说：“那倒不在乎此！”汪御史抢前了几步，那边又有两个侍卫在那里敬鼻烟呢。这个接过来，且不闻烟，把个炮针筒的磁壶翻来覆去，说：“这是寒江独钓，可惜是右钓；要是左钓，就值了钱了。”

    说完了这句，把烟磕了点在手心里，用指头粘着，望鼻子管里送，接连便是几个喷嚏。那个哈哈大笑道：“你算了吧！

    回来呛了肺，没有地方贴膏药。”那个把壶递过去，嘴里还说：“好家伙，好家伙！包管是二百一包！”汪御史又抢前了几步，便到空场上。跟班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汪御史走过去，跟班的服侍着主人上了车，自己跨上车沿子。赶车的把鞭子一挥，那车便望来的那条路上，滔滔的去了。

    汪御史在车子里，心中感叹道：“方才看见军机大臣的样子，令我功名之念登时瓦解冰销！”正在出神，车子已进了西直门，赶车的便问：“爷要上什么地方去？还是回家？”汪御史道：“我要到浙江会馆去拜个客。”赶车的听了，便把车子望东赶去。不上二三里，就是正阳门。正阳门一条大路，车马往来，自朝至暮，纷纷不绝。汪御史在车子里忽然觉得车轮停了。探出头来一望，原来是叉车。后来愈来愈多，把一条大路挤得水泄不通。汪御史十分着急。看见人家也有下车来买烧饼吃的，也有在车厢里抽出书来看的，也有扯过马褥子来盖着睡觉的，无不神闲气静，汪御史也只得把心捺定了，在车里呆呆的等。等到太阳没有了，方才渐渐的疏通。汪御史看时候迟了，客也来不及拜了，便说：“回去吧。”

    赶车的把车赶到家门口，汪御史进去了，脱去衣冠，太太便同他说道：“今天煤没了，米也完了，跟班的和老妈子要支工钱。你明天要打算打算才好！”汪御史听了，异常愁闷，便道：“太太，我何尝不打算？偌大京城地面，像我们这么样的官儿，正不知论千论万。照这样一年一年熬下去，实在有点烦难。就是我同衙门的几位，光景和我不相上下，除掉卖折子得那几个断命钱之外，还有什么意外出息么？”两人说着，又相对唏嘘了半日。太太忽然想起道：“你不是前天说，你有个堂房兄弟，进京引见来了？他是个阔人儿，可有什么法子弄他几个？”汪御史摇头道：“那是我一脉之亲，怎么好意思去想他的钱财呢？”太太道：“现在家里这个样子，年又来了，也叫无可奈何了！”当夜无话。

    次日，汪御史便去找那个堂房兄弟。他堂房兄弟叫做汪占魁，很有家财，在杭州城里专事游荡。他父亲愁的了不得，看看他年纪大了，什么事不能做，还是替他捐上一个官，虽不望他耀祖荣宗，也给他留下一个衣食饭碗。那年秋里黄河决口，急待赈捐，到处遍设了局子，只要七成上兑。他可就花了五千银子，给汪占魁捐了个大八成知县。这回进京引见，嫌店里嘈杂，借住在一个人家。这个人家，是在京里当书办的，有个亲戚在杭州织造那里当茶房，不知如何被他认得，此番与汪占魁结伴来京，汪占魁就住在他家里。临行时，他父亲给他一封信，说：“京城里有你堂房哥子在那里做御史，一切事体托他，谅无不妥的。”他到京之后，到汪御史家投信，汪御史刚刚拜客去了，不曾会着。他因为着居停主人连日替他摆酒接风，忙得不亦乐乎，也不曾到汪御史家里去过第二遭。这天，刚刚起身梳洗，外面传进一张片子，他一瞧是堂房哥子来了，连忙叫“请”。

    欲知汪御史见了汪占魁面后，有什么说话，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