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名路过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姐一家人始终不敢去见这个救命恩人，因为宣传中说了，地富反坏右总是妄想变天，总是对我们国家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救起贫下中农的孩子，一定是别有企图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于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而童年的王姐最终没有见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还有一次面临死亡，是在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那时候，王姐差点饿死。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王姐那时候刚刚上初中，也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一起砸烂文物，焚烧书籍，批斗老师，挤进火车里瞻仰革命圣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为下车小便，火车突然开走了，将她和另几名女同学丢在了深山老林里。她们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学被狼吃了，而其余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这群被革命热情燃烧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后还是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徒步赶到了韶山，站在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她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差点昏厥。

    接着，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最脏最苦的活儿，她总是争着干抢着干，累得连月经都几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词语赞扬她们：铁姑娘，而现在，这个称呼则显得异常暧昧和尴尬。

    她们无法忍受农村的辛苦，有人就通过关系回到城市，没有关系的就给人送礼，更有些女孩子用身体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王姐是最后一批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早期回城的人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参加了工作后，满手老茧的王姐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固守农村战天斗地。

    回到城市的王姐像个乡下人一样，举步维艰，唯唯诺诺，她尽管出生在这座城市，却已经被这座城市淘汰了。王姐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她安置在了街道办的工厂里。每月的收入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工厂里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他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晚婚晚育”，街巷的墙壁上刷着巨幅标语“只生一个好”，王姐坚决响应号召。所以，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快要30岁了，而等到她有了儿子的时候，已经35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王姐夫妻俩遭遇了下岗，那时候企业改制，无数人无奈地走上了下岗之路。因为他们夫妻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农村战天斗地，而现在再想拾起书本，已是力不从心。没办法，夫妻两个摆了小摊卖夜市，却常常遭受驱赶，生意也没法做，摊子也被砸了。后来，丈夫去建筑队打工，王姐就卖起了冰糖葫芦。

    王姐夫妻两个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也很争气，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死于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这些年愈演愈烈，很多不喜欢学习的孩子结成帮派，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学生，更有一些学生，和校外的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看到谁不顺眼就大打出手。很多行内人士分析说，这是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品德教育，所以，校园黑社会异常猖獗。

    王姐儿子所在的学校里，一批学生中的流氓和社会上的流氓沆瀣一气，拦路搜身抢劫，王姐儿子因为没有钱，遭到他们毒打。他们打完后，就去饭店吃饭喝酒，而王姐儿子死在了血泊中。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孩子，卖冰糖葫芦的王姐悲痛欲绝，然而，她又回天无力。这一年，王姐已经50多岁，她无法再生育了，她和丈夫都要共同面对凄凉的晚年。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