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矿井家属区，新的矿工填补了死者留下的空缺。这里有如影随形的死亡，这里也有钞票，能够给父母交医药费，能够给弟弟妹妹交学费，能够买来油盐酱醋的钞票。因为能带来满足简单生活的钞票，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们面对死亡，前赴后继，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运气。在突如其来的矿难中，他们幻想着自己能够侥幸逃脱。

    机器日夜轰鸣，矿工们两班倒。煤老板不会让机器停转，也不会停止攫取矿工血汗的脚步。

    煤矿办公室是一排简陋的房屋，房屋门口挂着财务室、矿长室、后勤室、人事处等牌子，坐在这些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个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在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面前，他们都顽强地摆起了傲慢的嘴脸，赘肉累累的一张张脸喜怒不形于色，无动于衷。他们已经习惯了用这种神情面对矿工，他们认为每一个走进这些办公室的人都是有求于他们的，他们的傲慢是建立在浅薄无知和寡廉鲜耻的基础上。

    红红和我走进了财务室，一个龇牙咧嘴的40多岁的男人看了看红红，从抽斗里取出几张脏兮兮的10元钱甩在了桌子上，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摆摆手说：“快点拿走。”红红点点钱，还不到一百元，就说：“太少。”龇牙咧嘴的男人歪着脖子训斥说：“你想要多少？给你个金山你搬得动吗？拿走拿走。”

    红红无奈地把钱装进了口袋里，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低着头走出了财务室。我跟在后面，走到矿区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的橱窗里贴着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宣传企业文化的文章。照片是这家煤矿的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受到各种奖励，地方领导和煤老板比肩而立，满面春风，相谈甚欢。这些文章以散文和诗歌的形式发表在当地的文艺刊物上，大肆吹捧煤矿支援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动了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文章都毫无疑问地出自那些无耻文人之手。

    几年后，我曾经见到过一次作家在煤矿采风。这些领着国家工资，却写不出作品的所谓作家，像下不出鸡蛋的母鸡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去采风，所谓的采风，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居住几天，生活费用由采风的单位提供，几天后，他们拿着礼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城市的办公室，自以为找到了灵感，下出几个鸽子蛋，以表示他们作为母鸡的功能还没有退化。就在前几天，我在某地的“作家网”上还看到一群所谓的作家采风的感想，他们说没想到农村变化这么大，没想到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这些作家每天像个总在孵蛋，却总也孵不出蛋的母鸡一样，坐在空调房子里，学习着上级文件，挑逗着文学女青年，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他们早就高高在上，早就脱离了生活，他们的思维和想象力早就迟钝了，他们没有想到的多着哩。作家协会养着的这群下不出蛋的母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尾巴，早就应该像盲肠一样地切除了。脱离了生活的人，又如何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子里有一家人正在结婚，大人孩子围在村口，等着看新媳妇迎进门。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看到红红低着头，急急忙忙地穿过村道，走向自家的院门。我追上她说：“等等啊，看看新媳妇。”红红说：“不看。”

    我跟着她，走进家门，我说村子这样热闹，还是出去看看吧。红红说：“我从来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家喜气洋洋的，见到我就冲了人家的喜气。”

    原来是这样啊。

    红红说，这些年来，她在村子里都是独来独往，谁家的门都不进，免得人家嫌弃，也不会摸人家的任何东西，免得人家说晦气。走在路上，人家不和她说话，她绝对不和人家打招呼，事实上很少有人和她说话，人家见到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她整天整天一句话也不会说。和她接触最多的，是煤矿的人，但是煤矿的人给她钱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递到她手中，都是甩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