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分共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1927年是个异常严峻的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与还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时间，全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决定了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一《决议案》的精神，对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进行了批评，通过了几项决议。但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对如何争取领导权，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总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对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任党中央总书记。而这时的陈独秀并未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会后又继续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5月21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继湖北、湖南之后，江西军阀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礼送”出境。

    为了挽救危难中的中国革命，时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连续发表通电和文件，揭露敌人的罪行，号召各地农协团结广大农民，严密组织，加强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挑衅，并主动要求回湖南工作。他在担任湖南临时省委书记后，立即组织革命群众进行反击。岂知10天后，陈独秀就把他调回武汉，指责毛泽东妨碍了国共合作。继而，陈独秀又以避免给反动军官口实为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以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鉴于反动势力的日益嚣张和陈独秀的步步退让，共产党人蔡和森、任弼时等，都曾提出意见和措施，建议作出军事计划，以革命暴动对付反革命暴动，却被陈独秀以家长式的作风否定了。

    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气焰。6月29日，驻武汉的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的授意下，发出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如出一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随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江浙金融势力的支持下，在全国建立了新军阀的独裁统治。他们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工农群众，同旧军阀的反动统治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比旧军阀更富于欺骗性、买办性和残酷性。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迅速增长，无论是对华的资本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