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张作霖公然践踏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内避难的李大钊等60余人。接着，奉系军阀不顾人民群众的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秘密绞死，将范鸿、谢伯俞等20余位革命者秘密枪决。

    此外，在5月17日的夏斗寅叛变中，在5月21日的“马日事变”中，在7月15日的“分共”逆流中，又倒下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其中有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反革命高压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共产党员由近6万锐减到1万余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为几万人。这个时期，“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乌云，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这时，反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势力，全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与措施。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机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即五人政治局），陈独秀被停职。常委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中国共产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仍将与一切诚实的坚决的为实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3日以后，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到武昌，连续召开会议，决定联合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去指导秋收起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退让错误，重新确定党在新形势下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的成立，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的爆发与赣南三整

    按照中央五人政治局的原定计划，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到达党的力量较强的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此前，中央军委已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前往九江联络部队。

    7月20日，陆续到达九江的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聂荣臻和驻军九江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等一起召开碰头会，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张发奎在武汉“高唱拥汪”，态度已经右倾，原先准备依靠张发奎返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军、十一军很可能在南进的途中，被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第九军和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