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发、朴素的“劫富济贫”的利益驱动下，过着散漫的“绿林生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油子习气很重。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以后，仍然有着较浓厚的绿林习气，“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有时不大听调遣，拥兵自重，自以为是。

    总之，对于袁、王部队的特性、性质，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斥之为“土匪”、“绿林”武装。袁、王两人及其武装部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习气或错误，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却是功不可没的。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同志都一再论及此事。熊寿祺说：“记得主席讲过：袁文才对革命是有帮助的，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两营人，没有袁文才答应，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就像红军到延安，跟刘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样。”“熊寿祺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陈伯钧说：“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那时候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陈伯钧同志谈话记录”。内部采访资料。谭震林说：袁文才、王佐“他俩是地头蛇，没有他们两个人支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那么容易。我们上了井冈山，有了这个险要地方，也还要靠他们来守，群众拥护他们，他俩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

    改造袁、王部队的方针

    1927年9月29日，前委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着重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缩编问题和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但是，部队的伤病员问题、辎重安顿问题、经济给养问题、进军方向问题，都未能得以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和“山大王”袁文才接洽、谈妥，是难以如愿的。因此，在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宣传了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和意图，肯定了袁文才在宁冈开展革命活动的成绩，赞扬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并表示愿意和袁文才和衷共济，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继而在10月6日的大苍会见中又说服了袁文才。显然，这种说服工作，取决于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古城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除了讨论和决定在井冈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外，同时也在于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此，何长工回忆说：“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就是毛泽东的眼光，毛泽东的胆略与胸怀。正是因为这种眼光、胆略与胸怀，才使袁文才情动于衷，让工农革命军在自己的“营巢”——茅坪建立医院、留守处，工农革命军才得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从容地进行游击斗争活动。正因为这样，随后王佐也请革命军进驻了他的“巢穴”——茨坪。此后，两人都给予了工农革命军以经济上的帮助，使工农革命军渡过了难关。而且后来袁、王部队都“变成了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袁文才、王佐成为工农革命军的正、副团长。在井冈山武装割据斗争中，袁、王部队发展为红四军的4个主力团之一。

    倘若不是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

    步云山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