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重视。1928年6月间，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区，毛泽东“要秘书把他到达井冈山后写下的永新、宁冈等地的农村调查拿给我看。我一看，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由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作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有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然而，毛泽东辛辛苦苦整理而成的永新、宁冈二县调查，由于战争的原因，都失掉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写道：“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

    “井冈山的几个”，指的就是《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对失掉的这两个调查，毛泽东“时常念及”。他在《寻乌调查序言》一文中说：“我过去做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的重视程度。正是毛泽东注重调查，使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观依据，从而能在指导边界的工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显示出超人的领导艺术。

    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割据局面的形成

    从1927年10月起，至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经过艰难的创造与割据，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三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根据地范围已拥有宁冈全县，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一小部。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已粗具规模，罗霄山脉中段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诚如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述：“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有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旧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

    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表明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失利以后，我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这一道路的探得，其成功的秘诀在何处呢？我们认为：主要得力于毛泽东的“三次决策”：

    一是文家市会合后放弃攻打长沙、转兵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决策。

    秋收起义三路人马相继受挫后，毛泽东在向文家市会合的途中，就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师长余洒度去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在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竭力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