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反动武装，扬言要“替父报仇”，挨户搜捕农会干部，拦路劫杀无辜群众。

    在酃县，中村分好的田还未耕作，又被土豪劣绅收回去了。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被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敌人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酃县县城示众数天。

    在敌人的疯狂烧杀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除茅坪、大陇、茨坪、大小五井、九陇山等山区仍掌握在地方武装手中外，遂川、茶陵两县城丢失，其他平原地段红色区域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

    这就是惨重的边界“三月失败”。

    “三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作具体分析。

    一是中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和处置，带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后果。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要求各地“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采取毫不顾惜的歼灭政策”。同时，还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在党的“八七”会议前后起义失败的领导者都给予了处分，对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作出了“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现任省委委员资格”的错误处分决定。由于中央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量，以及《决议案》的错误处置，使全国革命遭受到一定的损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样产生了影响。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有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正是这个来势凶猛的中央文件的下达，湖南省委于1928年3月派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到井冈山根据地贯彻执行，取消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致使边界“顿失中心”，“各自为政”，加之革命军受命开往湘南，才造成了边界的“三月失败”。中央的指示信显然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亦存在严重的“左”倾观点，使中央的“左”倾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表现在：在政治上，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处于高潮，是“布置总暴动的极紧张的时机”，出尔反尔地批评毛泽东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是“条件不具备”，“而且是没有胜利保障的”。为了使敌军在湘粤大道上站不住脚，竟指令把湘粤大道两侧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并派专人到湘南去传达，监督这项计划的实行。为此，湘南特委提出了“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杀，杀，杀，杀掉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的极左口号，在湘南大搞所谓“坚壁清野”、“焦土政策”，以致成了郴县“反白事件”的导火线。同时，湘南特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派特派员周鲁前往井冈山根据地，传达这一思想。在军事上，1928年3月朱德、陈毅等领导湘南年关暴动后，值粤、湘、桂三省军阀暂时稳定，敌人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分路向起义军“协剿”。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湖南省委还坚持认为：“现时湖南的局面，是一个总暴动前途日益迫切的局面”，还要组织什么“总暴动”。显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错误指令，是导致边界“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

    三是策应湘南暴动的客观需要。

    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从策应湘南暴动，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这个意义上考虑，是无可非议、责无旁贷的。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