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正规军侵入根据地后，各县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继而为虎作伥，甚嚣尘上，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白色恐怖遍及边界城乡。这时，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塌台，各种群众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淫威下，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挂起白带子，倒向地主豪绅一边，甚至带领白军进行烧杀。各地的土豪劣绅、“还乡团”乘机反扑，夺回农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现了“农民种田，地主割谷”的现象，整个边界笼罩着一片阴霾，恐怖至极。

    在永新，永新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领大股白匪，于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从永新县城一直杀到田镇，又从浬田镇经南城直扑塘边村，将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幢，祠堂11幢，许多来不及转移的老弱病残群众均惨遭杀害。

    宁冈，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灾难。因为宁冈是红军的大本营，根据地的腹心，敌人对宁冈的报复与烧杀尤为猛烈。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烧毁；赣敌到来时，一次就把坝上村300余间房子烧尽；大陇、乔林、天坪一带半数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个3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被敌人烧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户人家全被烧毁。据宁冈当年的老苏区干部苏兰春、谢合斌、胡洪秀、凌登云、龙云芳等回忆统计，在“八月失败”中，宁冈被杀人数达942人，坐牢229人，随军外出113人，阵亡117人，损失枪支48支，土炮49门，鸟铳396支。国民党军和当地的反动武装、豪绅地主对宁冈人民实行焚烧政策外，还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钉在墙上）、倒挂金钩、活割剖腹、挖心肝、点天灯（肚子上挖个洞，点灯烧）等十多种惨无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八月失败”前后去执行一项侦察任务，不幸被地方反动武装抓住，受尽敌人严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敌人把他们押在新城西门外，割去他们的鼻子进行逼供。他俩痛骂敌人，敌人又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们活活折磨而死。

    这样的例子在边界各县都有发生，惨不忍睹，不胜枚举。

    红军主力在湘南的失败，边界的失陷与受难，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必须注重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不能采取分兵冒进的政策。

    对于边界的“八月失败”，当年的关键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写下沉痛的忏悔之言。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杜修经所言倒属恳切，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八月失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八月失败”的发生，萧克认为是“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结果。这一观点很有见地，耐人寻味。

    在此，我们不妨剖析、阐发一下“上下错误倾向合流”的主要史实：

    1.上面的错误倾向。

    主要表现在：

    （1）省委有指令。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用全力向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南暴动相联系”。这就为红军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