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重逢，洋溢着一片欢乐。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两军领导人也为红四军、红五军在赣南会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

    中央的这封信是2月7日发出的。中央来信，向红四军前委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着意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较为悲观的估量。来信提出红四军必须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提出要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速来中央”，说什么“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对中央来信中的悲观论调不以为然。为此，专门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都参加了会议。

    前委会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离开部队。

    根据前委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前委复信中以红四军的切身体会，说明了分兵游击的危害，指出：“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是失败的。”所以，前委认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前委的复信还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在复信中，前委还向中央报告了一年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

    最后，毛泽东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出发，提出如要朱、毛离开部队，请中央派刘伯承、恽代英两人来接替，以利工作。他这样写道：“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前委的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彭德怀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后来，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没有坚持原议，朱、毛因此没有离开红四军。可见，前委的复信观点对中央是产生了影响的。

    4月8日，红四军、红五军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会后，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红四军在赣南分兵。从此，红四军与红五军互为犄角，开始了新的斗争。

    从“七大”风波到古田会议

    朱、毛红军自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化，红军中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