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为妻。结婚期间，适逢边界特委有事。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几次派人叫刘真回来视事，刘真未从命。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造谣说，龙家女子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进来破坏革命工作，将刘真的妻子枪杀了。后来，刘真在南昌开会途中，被龙庆楼抓获杀害。有人又趁机造谣放风，诬告刘真惨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县一班人便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宛希先正在九陇山工作，闻讯后逃入深山，后仍未幸免，被永新赤卫队抓住，残酷地杀害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这些话传到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结怨于袁文才，遂埋下祸苗。

    加之，袁文才素来“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泽东在时，只佩服毛泽东个人，说“毛泽东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看不惯，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意见不合。宛希先事件后，相互间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这时，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很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加剧，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这便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上的依据。

    “六大”的政策与边特的态度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传到井冈山根据地。“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第十个问题，“对土匪的关系”是这样规定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决议，对“土匪武装”不加区别地一律采取“严厉镇压”和对其首领“完全歼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实际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王虽出身绿林，但其部队在改编前就已经是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军，大陇升编后已是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是红三十二团，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党，王佐在改编后不久也加入了党的组织，都是党内同志。因之，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时，曾召集专门会议，具体分析了袁、王的情况，明确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但是，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机械地理解“六大”决议案的政策精神，并不顾柏路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袁、王是“土匪首领”的错误观点，主张诛杀袁、王。这一方面是对袁、王武装的性质没有作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边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再加上当时边界特委的几任领导人亦持此观点，就加速了错杀袁、王的进程。如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就说：“边界的土匪，一为袁文才部，一为王佐部”，“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注意才行。”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上述观点和态度，提出：“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定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