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采访资料。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于1929年12月间已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等人的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与红五军一起到湘鄂赣边境游击过，表现不错，如今会反叛吗？他有些怀疑。但是，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眼下，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而且说得又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呢？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彭德怀还沉痛地说：“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也有责任，我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受命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赶到永新城时已近24日拂晓。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新的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和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尔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了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据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宁冈县16个共产党员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怀转特委、军委信》记述：袁、王被害时，袁、王旧部谢角铭、刘克犹等16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永新”，联名致信彭德怀转特委、军委和各党部，认为边界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视员”误听了一些人的谗言，才“有出此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然而，谢角铭等人的恳求信，彭德怀是否收到尚不知晓，特委、军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叔），王云龙（王佐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匪。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于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

    沉痛的教训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教训是沉痛、惨重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是“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些罪名，实际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是强加在袁、王头上的。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袁、王所部虽已编入为正规红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纪律观念较差；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信仰组织；袁文才本已随军下山，但中途又私自离队，虽接受了组织处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犯组织原则的。然而，这些问题均是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