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行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