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

    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