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