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