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王朝是难以辅佐的。假如想辅佐难以扶助的王朝，雕琢腐朽的木头，这就如同逆着斜坡滚动圆丸、迎着水流划动船桨一样困难，谈何容易啊？况且当今朝廷中宦官小人结为朋党，坏人狼狈为好，皇上的命令得不到推行，他的权力都被亲幸的小人掌握，因此想在昏庸无能的君主下面长久地做官是不可能的，创建了无法赏赐的功绩只能遭致别人的谗言与冷眼，如果不及早地谋划起事，那么你后悔都会来不及的。”皇甫嵩恐惧他说：

    “不合常规的谋划不在寻常的形势下使用。创建宏图大业，难道是庸才所能达到的吗？黄中军那样小小的孽党，是不能与秦王朝、楚项羽相提并论的。

    暂时聚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很容易散乱，所以我们只能辅佐朝廷，复其大业。

    况且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天子，上天也不会扶助反叛者的，假如虚心妄想建立不可能实现的功业，那么早晚将会招致大祸。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哪如尽心竭力地效忠现在的朝廷，保持臣子的节操，即使说会招来许多谗言，最多也不过是被贬滴流放或罢官免职，这样还能保留一个美名，死了也会永垂不朽。所以，违备常规的言语我不敢听。”

    [明见的人与愚昧的人相互间不能协调共事，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智慧的谋士不给勇悍的将军出谋划策，勇将不会替胆小的将官卖命，自古以来也是这样的。所以《左传》中说：“效忠是一种美德。”对于不值得效忠的君主来说是不必要忠于他的，况且臣子没有那种美德，又如何忠于他呢？。《军势》中说：使用忠义之士不是靠钱财可以行得通的。所以忠义之人不会替不仁义的主人卖命，聪明的人也不会替愚蠢的主人出谋划策。因此伊尹离开夏桀归附商汤，不能算是违备道德；飞廉死心效命于纣王，为纣王而死，不能算是贤良。汉未时运昏暗，大道丧失，九州之内生灵涂炭，而皇甫嵩尽忠效命于濒临危亡的朝廷，象糊涂的宠臣一样贪图安逸享乐。他的愚忠不足以救济天下，即使为汉朝而死亡也不可能成就忠义的美名。况且阎忠做为一个智者，一定要那样做吗？他又何必一定要用那套理论来劝说皇甫嵩呢？阎忠知道他的言话不能被皇甫嵩采纳，于是流亡而去。

    [董卓独揽朝政的大权，征召皇甫嵩。梁衍劝说皇甫嵩，想让他讨伐董卓。

    还有一件事是陶谦等人共同推举朱寓做太师，以使他不受。李惟曾经征召皇甫嵩、朱寓两个人，他们两人都没有听从。范晔评论说：“皇甫嵩、朱寓都凭着上将的才略，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仓淬受命统军，这时正逢软弱的君主失位逃亡在外，蒙受风尘，强悍的贼人亡命作乱，这正是叶公挥袖而起平定白公之乱的时机，是翟义[西汉未年人，曾举兵讨伐王莽，兵败被杀]誓师讨伐王莽的日子。所以梁衍为皇甫嵩献策，崤山以东的诸昏共同合谋推举朱雋为太师。皇甫嵩、朱雋舍弃受命于天、称王称霸的大好业绩，却去遵守匹夫之人的小信用，他们最终在危险当中落得很狼狈，从而被智士所取笑，这难道是上无故意要延长汉未的战乱吗？他们不具有从始至终的智慧和勇气，确实是这样啊！我认为，春秋、时楚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叛乱杀死了大夫子西，劫持了楚惠王。叶公听说白公做乱，率领国内人民攻打白公，白公失败后逃跑自杀身亡。]

    王莽的时候，国内盗贼纷纷出现。王莽派遣将军廉丹讨伐崤山以东的盗贼。廉丹征召冯衍做为他的幕僚，和他一起到达定陶。王莽派人追上廉丹向他传达圣旨说：“将军你身受国家委托的重任，如果不在荒野之中为国捐躯，那么是不能报答君恩和尽忠职责的。”廉丹非常慌恐，他夜里把冯衍叫来，把诏书拿给冯衍看。冯衍于是劝说廉丹道：“我听说顺从时运以成就事业，这是常道所推崇的；逆反常规来攻伐旧体制，这是权变者所重视的。因此说希望有所成就，便不询问需要遵守什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