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
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
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
《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
“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
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
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精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
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