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才3个人，以后增加到5个人。贾拓夫通过积极的组织工作，把两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想方设法支援、发展边区的生产，并努力以根据地为依托，把根据地内外结合起来。经过不到1年的时间，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对陕甘宁边区的无私支援，使得边区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挺过来了。

    由于经济的全面紧张，使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都举步维艰，相互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容易抵消力量，互相掣肘。陈云曾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边区的“金融、贸易为了财政，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贾拓夫经过反复的思考学习，很快悟出陈云关于这三者关系指示的精要。按照这一思想，他着力组织财经战线，想方设法扩大边区土特产的“出口”，以换回边区急需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与此同时，以有目标、有节制地发行边币，支持生产和财政。各方面互相配合，循环流动，循序渐进，不断扩大，终于使财经各环节活动开来，又互相促进。在边区军民努力生产的推动下，不长的时间内，基本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物资需要，使边币和物价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取得了平衡，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解放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后方物质基础。这一段时间内，拓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常常通宵达旦地开会、部署，常常奔波于西北财办和贺龙老总、彭德怀老总之间，常常奔波于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之间，其紧张程度绝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周围的同志简直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似乎他从不需要休息，就可以用比常人更充沛的精力去工作。贺龙将军怕他累垮了，特意送他一件牛皮大衣。

    边区当时处于如此困难的地步，要以土特产品去与国统区、敌占区开展贸易，谈何容易。不说交通、运输和贸易渠道的困难，单是货源，在穷乡僻壤的边区，能有多少东西拿得出去进行交易呢？那时，贾拓夫和极少数人常常神秘地在从事一项机密活动，直到“文革”后，个别知情同志才有保留地透露了一点情况。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把从土豪劣绅和旧军阀手中没收的，以及从各种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金银珠宝等，再加上边区能够出产的盐巴等土产品，当时称为黄货、黑货、白货，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敌占区和国统区，以此换取大量钱币，再利用不同的渠道，购买边区急需的医药、布匹、日用品等，甚至与国民党军队的官长换取枪支弹药。再用这些物品来回笼边币，支持财政。有了一定的商品基础，又可适当地扩大边币的发行……，这样搞成一个活的循环局面。在从事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贾拓夫在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采取的灵活的社会化、群众化方式，广交朋友，与根据地外建立的许多关系，这下子派上了用场。

    应当承认，在特殊时期，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而且也确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不能按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指责这种行为。列宁讲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善良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敌人给我们制造的困难，只有积极保存自己，并不断壮大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的哲学。贾拓夫和财经战线的战友们正是这样，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千方百计，为解决财经困难，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成绩或贡献可能是上不了史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不能磨灭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名英雄的贡献吧！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延安，对艰苦抗战中的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做了实地考察。

    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报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