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16人组成的接受西安准备委员会，贾拓夫任主任。4月份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和干部配备工作，5月12日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正式任命贾拓夫为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任命了军管会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成员。5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攻进西安，军管会人员23日进入，24日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发布军管会布告管字1号，宣布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至此，西安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

    贾拓夫进入西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各项生产。他们仿照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使接管工作顺利实现。对具体的接管工作及其场面在这里不必赘述，然而，从农村根据地进入大城市，并要管理城市，特别是在没有城市工作及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又要面对敌人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残余势力的负隅顽抗，所经历的困难和复杂的斗争，却是我们今天难以体会的。为了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和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奋斗能有一个简略印象，我们想从贾拓夫于1949年7月20日写的《西安市接管工作总结》和8月10日写给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接录一点内容：

    接管工作总结中写到：“西安五月二十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二十三日人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二十六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三千五百人至二十七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了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等管理工作。”

    综合报告中写到：“接管与工作……进行过程一般较顺利，政策上也未出大岔子（但小毛病不少），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较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的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或错误。”

    贾拓夫在综合报告中，分别总结了接管与恢复工作、肃特清匪与治安工作、金融贸易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工作、支前及一般市政工作的情况。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份材料中，虽然反映出西安市接管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通篇没有一句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和虚词，却严肃、诚恳地专题写了两个月工作的检讨，指出：领导方面虽执行了党的政策，未发现大的错误，工作方针证明也是对的，但由于对具体工作应如何去做，思想和业务准备不够，需在入城后紧张复杂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摸索与解决，对全盘工作抓得不紧，发生了顾此失彼、茫无头绪及某些无政府无组织现象，暴露出思想领导不够，组织工作不强的问题；思想状况方面，存在着关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发动依靠不够。并指出这与一部分解放区干部由农村转入城市工作，一部分地下党员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环境这两个转变相联系。“应当承认，我们的管理能力和经验确实不够，党外人士批评我们‘会管军不会管政，生活朴素，业务生疏’，是有道理的。”总结中诚恳提出“要善于团结有技术、有经验、有能力的各种旧人员，并善于向他们学习，逐渐求得解决”。

    我们引用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西安城市接管工作做得不好。事实上，西安的接管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预期的目标，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各方面工作很快奠定了基础，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