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恢复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各项工作基本步入轨道之后，贾拓夫的主要精力即转向了经济工作，投入到他实际主管的西北财经委员会，致力于西北地区财经的恢复、稳定和发展事业之中。

    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环节。贾拓夫在进城前写《论转变》一文时，就曾讲过：“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极为正确的。但决不可只顾城市，忽视农村，只顾工业、贸易和金融，而忽视农业。如果只顾一头，就会犯大错误。”在西北解放初期的财经工作中，他身体力行了这一思想。例如他曾指出：西北地区面积占全国五分之一，而人口只占百分之五，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农牧业极为落后，经济结构十分不合理。因此，西北除按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外，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必须以增产粮食为第一位，同时兼顾经济作物。先把生产水平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老解放区则要比现有生产提高一步）。要把畜牧业放在重要位置，着重解决死羊问题和饲料问题，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他还提出一个初步的商品经济口号，即要争取使西北农牧民做到“有吃的，有卖的，有存的”。他特别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棉花、羊毛百分之七十销往全国，麦子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换。他已经开始看到利用地区优势，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来推动地区经济的路子，以及它们对西北经济的意义。可惜这些朴素可行的商品生产思想，贾拓夫本人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但是，贾拓夫这些切合实际的正确思想，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得到了实施，使西北地区农牧业仅用两年时间，就从几乎破产的边缘复苏起来，粮食生产很快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水平。

    正如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总结中所说：进入城市，稳定秩序、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就是全力恢复和发展公私生产。贾拓夫领导西安市党政机关和西北财经委员会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力量。从接管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提出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业务的号召。他们首先发动工人护厂，利用党组织在工人队伍中良好的基础和军管条件下的有利形势，坚决打击了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号召工人、职员献出工具、零件，尽快组织恢复或部分恢复生产。电厂仅用两天多就部分供电，恢复路灯；铁路用20天即修复通车；大华纺织厂也仅用20天就提前复工，3万纱锭又轰转起来；电讯、邮政、汽车修理和运输，几乎始终未停，业务很快超过解放前的一倍。中国、农民、陕西等三个银行，不到一个月恢复营业；其他接管的公营企事业也递次复工复业，如机器、肥皂、制革、印刷、面粉、纺织等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也在月余时间里陆续生产。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新政权的活力和效率，极大地推动了各项事业，带动了整个社会尽快进入新的正常运转阶段。此后，他们又不断扩大和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同时扶植和帮助私营工业手工业者，使新政权领导下的生产活动很快超过解放前，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经济，对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比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要困难得多的事情。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1950年3月，贾拓夫认真组织清查仓库，严格统计，同时，仔细地定编制、定消耗，厉行节约，按中央要求，除地方附加外，将所有公粮、税收和物资交中央统一调度和使用，建立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收支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飞涨，促使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

    进入城市，接管了政权，就不能单纯地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