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经验。

    进城前，贾拓夫曾经说过：接管城市，恢复经济，要有一个正确的工商政策，要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要有正确对待旧人员的政策……。在进城后，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加强没收的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鼓励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以照顾，欢迎解放前夕因不明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回厂继续经营。除各地成立工商局外，还专门成立了“私营企业处”，管理私营企业。对于工商业面临的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政府用扩大加工定货、重点支持，减少生产盲目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并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加强指导等办法，加以支持和协调。他还提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积极引导和妥善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和工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当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使西北工商经济得以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人指责贾拓夫是“右倾”，说什么同资本家根本不能搞“公私兼顾”等等。贾拓夫坚定自信没有超越党中央的政策界限，斩钉截铁地顶住了种种指责。他指出：这种论调的理论根据是所谓“无私”才能“有公”，它恰恰否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公私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此绝不是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同中央政策相背离，是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贾拓夫就是这样，开始了他解放后坚持实事求是，又冒有政治风险的经济工作生涯。

    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贾拓夫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注意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西北有50万工人，贾拓夫被选为西北总工会主席。为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他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取消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首先在产业工人中（铁路、油矿、纺织厂、国民党后勤军需厂等）组织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还特别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发动起来后提出一些一时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同时，正确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得复杂的劳资关系比较协调，稳定了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时的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回忆说：“拓夫同志进入西安时，忙得一塌糊涂，西北总工会又是兼职，但他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凡重要的汇报事情，他都挤时间来听。重要的工作，他亲自来部署，他不认为这是额外负担。记得1950年，推广五三厂经验，贾拓夫还专门亲自主持传播经验的大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都没有经验，因此，事无大小，一有事就去请示，而他无论多忙，不分办公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不分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从来没有推脱过，总是有求就见，与我们商讨。工会的会议常请他去讲话，他总是事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讲话从来都是针对性很强，从不随便讲一番套话就算了。他讲话水平较高，讲问题深刻生动，我们也总高兴请他讲，因为他的讲话总是超过我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很称职的工会领导人。西北解放后不久，各地工会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学习、生产和劳动竞赛很快开展起来，步入正轨，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复杂纷繁的各种工作中，贾拓夫还善于发现和抓住一些关键问题。他当时就敏锐地提出：要十分重视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和使用。接管西安后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在所有讨论财经问题的场合都要强调：搞经济建设离开技术人员，便会一事无成。他经常批评一些